联想的困境，时代的原罪

    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大公报特约分析师,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成员。本文发表于大公报经济观察家“泽被万物”专栏。
    (正文2400字,阅读时间约4-6分钟)
    继滴滴上市失败成为焦点之后,联想如今又站在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如何看待联想,如何看待一个时代的企业和企业家,或许也应该给出一个“历史决议”,否则,新一轮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就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
    可以说,联想的困境,是一代中国企业的困境。柳传志的困境,也是一代中国企业家的困境。把一个“摸着石头过河,拿住耗子就是好猫,先富带动后富”时代发展起来的企业,拿到新时代的标准里衡量和审判,一定是充斥着“原罪”。就像我们回头看那个动乱和斗争的年代,也是一代人的鲁莽、狂热与愚昧,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原罪。
    我们该如何对一个时代兴师问罪?
    尤其是对于一个转型国家,法治化仍然在进行时的转轨社会,对于那些在边缘和灰色地带获取“改革红利”的企业和企业家,我们该如何定义这些特殊阶段的行为。如果我们对那个时代清算,谁该为当初的设计和承诺负责?如果我们与那个时代和解,那么又该如何对这一个时代交代?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违法违纪的行为,在时代遮掩的原罪里“法不责众”。即使没有违法违纪,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企业,一个富贵显赫的家族,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标准。企业家必须认识到,当一个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当一个家族的财富只是一种纸面数字的时候,就需要关心更多人的命运,就需要担当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因为,在现代社会里,财富和货币的本质并不是独自的占有,而是一种与其他人的关系链接。这个关系,首先体现在排他性,对于私人财富来说,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占有,就意味着别人排斥在外。在蛋糕很难持续做大的情况下,世界的资源就这么多,如果某一部分人占有太多,其他人分配的太少,怎么可能会天下太平?
    其次,财富意味着一种潜在的交易关系。现代财富往往以货币和金融资产的形式存在,然而货币和金融资产作为一种数字和契约,不能吃不能喝,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效用。财富和货币要转化为真正的效用,必须要与他人的劳动价值进行交换(购买商品和服务)。这意味着,巨额的财富,就是一种强大的潜在对他人劳动价值的占有权力,这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基本游戏规则。
    因此,大企业、大家族对社会和他人的慈善与公益,其实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和谐思维。企业越大,家族财富越多,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就越大,同时对外部环境的依赖也就越大。试想一下,如果整个社会因为贫富分化过大而充满斗争和冲突,企业如何安身,家族再多的财富又如何与他人进行价值交换?企业的价值和财富可以实现的基础,都需要有一个正常、和谐的社会,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其实,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化中,已经形成了这么一种共生生态文化,所谓的“乡绅”体系。富甲一方的乡绅,或者影响巨大的民族企业家,都会承担起当地的一些慈善事业,公益事业,主动回馈社会,修补生态(史料记载地主恶霸的典型代表刘文彩,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慈善家)。或许,他们也没有那么高尚,因为这些大地主、大土豪深知,只有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环境好了,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才有意义。否则,在一个动荡的环境里,财富也不过是纸面数字、柜里金银。财富,只有在人与人的价值交换中才能彰显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乡绅文化随着旧时代消亡而消亡,中国社会进入曲折的现代化转型中。如果我们按照转型的方向,对这七十年进行归纳,可以分为改革前时代(毛泽东时代)、改革年代(邓小平时代)与后改革年代(社会主义新时代)。关于这三个时代的传承、冲突与微妙张力,我在三年前已经撰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参考西泽研究院文章《时代的冲突与周期的关口》)。可以说,不理解这三个年代之间的微妙关系,就难以理解当下和未来中国的大方向。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社会演化的必然。
    联想的困境,也必须置于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清算”中理解。如果这是一个时代的原罪,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出判决?为什么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一个在那个时代积极引进外资,积极用好国外资源的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走出去,走国际化道路的企业,在这个时代摇身一变为帝国主义的买办,国有资产流失的罪人?
    而联想似乎也活在过去那个时代,那个争当先富,抢抓耗子,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浑水摸鱼”的前现代蒙昧状态的小企业。或者说,联想虽然借着时代的东风,做到了世界翘楚,然而它的心智、气度、格局,是否有着相应的提升。拿着上亿年薪的杨柳,是否关心过中国那月收入不到1000元的6亿人?
    造福一方、利他主义的“乡绅文化”当然已经作为农业文明的古董埋在了故纸堆,但改革年代因为效率牺牲的社会生态如何修补?尤其是“一切向钱看”,权利崇拜,急功近利等带来的精神伤害和戾气累积该如何治愈。否则对一个国际化大企业的审判,竟然由另一个时代的“跳梁小丑”来完成,而不是正式的国家公器?而且面对质疑和责难,几乎一直处于一种近乎失语,甚至要名誉保卫战的状态。若无亏心事,何以至此?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谁来作为审判企业是否违规违纪的主角?
    新时代的帷幕已经拉开,共同富裕的话语已经深入人心。时代变了,社会演化的客观规律,并非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农业文明的乡绅文化已经作古,商业文明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应该如何建立?如果说小企业、小商人,以及大部分普通人可以精致利己主义,但是像联想这样的大企业,就不能对社会的诉求无动于衷。除了就业和税收之外,还可以在三次分配上做出一番努力。更何况,它让人质疑的财务结构,过高的负债率,是否隐含着潜在的社会风险,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还是那句话,量变带来质变,当一个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它就具有社会企业的性质。
    这就是联想的困境,柳传志家族的困境,也是中国一代企业、企业家的困境。这个困境,可以看做是两个时代的转换过程中,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审判在个体上的映射。可惜,太多人还活在过去的改革年代,活在那个一无所有唯有理想和希望,大家争相做大蛋糕向前冲着抢抓耗子,可以只顾自己发财无暇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年代。仿佛是,时代永不变迁,仿佛是,岁月永不老去,中国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