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交流对象的崛起

    当智能与机器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概念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撞击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重大发明。弗洛里迪（Floridi，2014）将这一次的变革称为继哥白尼革命（日心说的提出）、达尔文革命（进化论的提出）以及弗洛伊德革命（精神分析法的诞生）之后人类自我认知的第四次革命。这次以英国人艾伦·图灵为先行者的“图灵革命”消除了人类独一无二的错误观点，我们主动或被迫开始拥抱这样一种观点：人类不过是拥有信息的一种智能体而已，人工智能完全可以与人类共享这些信息。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人工智能短短的发展历史吧。
    每个领域开始之初，在后续的大部队源源不断地涌进来之前，荒芜的处女地上，开拓者总是寥寥无几。所以当我们谈论一个领域的开端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的故事。人工智能领域也是如此。
    人工智能领域的早期发展是和一个人的命运紧紧相连的。这个人就是艾伦·图灵。1936年，年仅24岁的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员图灵发表了一篇名为“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 Problem）的论文，提出一种计算机器（Computing Machine）的模型，在这种模型里，通过最基本的状态、位置、读出、写入等模块就可以搭建出复杂的过程。换而言之，这种机器能执行等价的人类认知心理活动，能够代替人类计算者（“computer”最初的含义是人类计算者，而非今天我们所说的电子计算机），从而让电子的大脑成为可能。
    图灵机的构想迅速在大西洋两岸激起波澜。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尝试构建一台以电子速度运行的通用图灵机，通过一个32×32×40的矩阵为随机存取内存来模拟出任何运算过程。同时，大西洋另一端的图灵也在率领他的团队实现他的通用机器的想法（同期还有其他几个团队在进行类似的尝试）。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英美的先后参战，使得图灵机立即有了用武之地。图灵和冯·诺依曼分别效力于英美军方，帮助破译敌对国的密码情报。从不吝啬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赞美的好莱坞将图灵利用他的机器破译德军密码的故事搬上大屏幕，这部名为《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的电影斩获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多项提名和最佳改编剧本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数字计算的研究项目继续进行。1946年，第一台全自动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 ENIAC）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用来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美国正在研制的氢弹的问题。1950年问世的“离散变量自动电子计算机”（Electronic Discrete Variable Automatic Computer， EDVAC）则实现了冯·诺依曼使用二进制和存储程序的设想。在之后，计算机的发展依然沿着最初的基本构想进行。这种以分层存储器、控制元件、中央运算器以及输入／输出通道为功能元件的结构，我们今天仍然称之为“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冯·诺依曼当之无愧地被称为“计算机之父”，虽然如他本人所言“基本概念要归功于图灵”。而图灵的命运则起起伏伏，最终走上开创人工智能领域的道路，成为“人工智能之父”。
    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正式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名字，这个领域才正式被确立。因为这次会议的推动，人工智能领域迎来了第一个春天：机器人Shakey的诞生，聊天机器人ELIZA的问世……人类对人工智能抱以很高的期望。然而，当年的预想与实际技术的脱节，使得这个泡沫迅速破灭，人工智能开始备受冷落。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借助第五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重新崛起，但是仅仅持续了不到10年时间又变得黯淡无光。
    
    图1　坐落于上海交通大学校园里的艾伦·图灵铜像
    然而，伴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领域的冰雪也在慢慢融化。近几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的获取、神经网络算法的优化以及并行计算的廉价化三大前提下得到了迅猛发展（凯利，2016）。现阶段，人工智能与人类各有优劣：机器更加理性和善于分析，拥有百科全书般的信息储备和庞大的运算能力，但同时也像个“聪明的白痴”，“在所有需要‘思考’的地方成功，却在人与动物不需要思考的领域失败”［计算机科学家唐纳德·克努特（Donald Knuth）语］。而人类尚在专业知识、判断力、直觉、移情、道德准则和创造力方面领先一步。
    那么未来呢？关于人工智能威胁人类未来的言论甚嚣尘上。波斯特洛姆在著作《超级智能》中详尽阐述了智能大爆发后的灾难性后果（2015）。一旦超级智能出现，它将在无限制获得决定性战略优势的道路上彻底清除绊脚石，尤其是人类。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流行科幻美剧《疑犯追踪》（Person of Interest）中邪恶的超级人工智能撒玛利亚人（Samaritan）对人类展开的清除活动将不仅仅停留在影视作品中。即便人工智能按照人类的意图行动，不可预期的反常目标实现方式也可能带来恶性的灾难。比如为了实现让我们高兴的最终目标，人工智能可能会在我们大脑中负责快乐的中枢部位植入电极，让我们数字化体验到快乐。
    与这样具有强烈末世救赎启示录的观点相对应的，是以雷·库兹韦尔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福音派，广为宣传人工智能，尤其是强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福音。连日本人工智能学会的成员也俨然分成了地球派和宇宙派的两方，前者坚定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的立场，后者则认为人类原本就是为了制造人工智能而存在。
    这样的两派之争并非始于现在。早在人工智能发展伊始，领域里就形成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与智能增强（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 IA）两大阵营（马尔科夫，2015）。以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者约翰·麦卡锡为首的AI阵营积极模拟人类的能力；而以道格拉斯·恩格巴尔特（Douglas Engelbart）为代表的IA一派则坚信计算机应该被用来加强和扩展人类的能力，而不是取代或模仿这些能力。
    造成两派之争的原因除了是在关于人类终极地位的价值体系中存在差异之外，还反映出对这种崭新而陌生智能体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恐惧。对普通人而言，智能是我们看不到摸不着的部分，我们只能看到冷冰冰的机器外表。我们的潜意识里依然流淌着对非血肉之躯的机器的不信任。人类在习惯了与血肉之躯交流的上万年之后，突然面对一个崭新的毫无任何生命体征的交流对象，难免会无所适从。正如图灵所说：“要判断一样事物在多大程度上以智能方式运转，不仅受判断者主观心智与阅历的影响，也会受判断对象的客观属性左右。”人类尚未调整好自己的认知，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这个正在崛起的全新交流对象。我们对人工智能心怀恐惧，是否也是源自人类对自身不完美的自卑呢？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人工智能这个交流对象已经开始全面进入我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这样一个全新的交流玩伴毫无疑问会带来交流方式的改变。